他一生三次进监狱，有过四次婚姻，关于他的事件，还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当中。他凭借着一个铁锅一把铲子，1976年就已经是百万元户。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个体户的他曾引起激烈讨论——成立公司、注册商标、“个体户”雇佣工人。他还被称作“中国第一商贩”，是改革开放中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标志性人物。2018年，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中，他是资格最老的一个，和马云、任正非平起平坐。

他就是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

说起傻子瓜子，“90后”“00后”或许不知，但在很多“70后”“80后”的记忆里，在当年那简陋的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磕着傻子瓜子，满满的都是回忆。

今天的新消费时代，各种零食、果干、蜜饯琳琅满目、层出不穷，傻子瓜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在京东等网络零售平台上，在三四线城市的街头巷尾，仍能看到傻子瓜子的身影。如今，年过八旬的年广九住在安徽芜湖步行街上的一栋三层小楼里，楼下一层是“傻子瓜子”总店，平时年广九都会坐在店中，接待上门采买的顾客，晚上就抱着钱箱数着当日的零售额，一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些个夜晚。

命运坎坷，偷偷摸摸做生意发家

1937年，抗战爆发那年，年广久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找郢乡胡疃年庄，但不久后的一次淮河水灾，让年广久一家一路乞讨迁到芜湖。失去了生活来源，年广久父亲就在芜湖的街头摆水果摊养家糊口，年广久很小就随父亲街头叫卖。

后来，父亲病逝，年广久便继承父业，独自撑起了一家的生活。年广久做生意遵循其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的遗训，他摆的水果摊，允许顾客先尝后买，顾客满意的，就称几斤，不满意的，尝了不要钱。遇到一些难缠的顾客，买走了水果又跑来算“回头帐”，说少给了秤，或少找了钱，年广久都不计较，爽快地补水果、找钱，让顾客满意而去。

有时，顾客买了水果，年广久会再多拿一个给顾客，邻近摆摊同行都说他“傻”，但顾客说他规矩，都喜欢在他这里买水果。天长日久，水果摊的一些同行们就不喊年广久的名字，而喊成了“小傻子”。

新中国成立，年广久还是在街头摆摊，但是运动接二连三。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水果不能卖了，但生活还要维持，年广久干起了炒瓜子。1966年，“文革”爆发，年广久成了芜湖市“运动”的对象，批判个体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字报对准了年广久，他又被关了二十多天。历次的打击没有磨灭年广久的意志，“文革”期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久的瓜子事业就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发展。

年广久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就这样，年广久的“傻子”的名号越来越响亮。

当“傻子”的结果，“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想起当年的“壮举”，年广久非常感慨，“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

100万没能够让年广久满足，看到市场需求的旺盛，年广久想到了扩张。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大地回春。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徽商后人看准了一件事，就决定将其做下去。“我相信邓小平，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不会变。”年广久说，“但是如果看准了机会不去抓住，不是亏了么？”

说干就干，年广久的小作坊很快就发展成了100多人的“大工厂”，红火一时。100多人的私人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中国绝对是个异类，风言风语纷至沓来。

三次牢狱之灾，被邓小平三次点名

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是，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在内参上看到消息的邓小平当即表示：至于姓“资”还是姓“社”先放一放再说。因为伟人的一句话，年广久最终逃过一劫。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了吗？”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点名保护，产生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年广久的工厂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营业了。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以一辆轿车作为头等奖，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有奖销售。“东西都在银行里，有公证，”年广久说，当时消费者从未见过如此巨奖，一时间纷纷去商场购买傻子瓜子。按计划3个月，傻子瓜子可获纯利100万元。但有奖销售只红红火火地进行了18天，中央突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由于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又纷纷提出退货，供应商也纷纷上门要账，银行也要追回贷款，半年后公司只得关门。

1989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久涉嫌流氓罪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此后，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立案审查一直没有撤销。

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

此话一出，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销年广久经济犯罪审查，他再次逃过一劫。而这次关于年广久的谈话，也被收录到了《邓小平文选》当中。

出狱后的年广久又重操旧业，不过“傻子瓜子”已然三分天下：他、长子、次子三方共享同一品牌。市场就意味着竞争，“人民内部也存在着矛盾”。2000年8月，年广久突然作出决定：将“傻子瓜子”商标等，一股脑儿全都卖给了长子和次子。

曾经名噪一时的“年氏集团”也变成了昙花一现。

本世纪初，来自台湾的一个叫林垦的商人，正悄悄的在大陆布局，他所创建的正林瓜子，逐渐成为炒货品质的象征。而后来名声鹊起的洽洽瓜子，当时虽然只是个小品牌，但是也开始了“攻城略地”，及至后来上市。

曾经，面对洽洽瓜子的上市，年广九不以为然，他认为“上市不是好事”。他也不愿意进入商超，琳琅满目的进场费，令年广九直呼“傻子不干”！年广九的经营思路是开专卖店，实实在在到手的现金，让他觉得心里踏实。在经济转型与企业变革的道路上，年广九渐行渐远。

对于年广九，芜湖市原市委书记金庭柏的评价是：“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

四次婚姻，而今笑对平淡人生

和事业一样起落不定的还有年广九的婚姻。

年广九第一任妻子耿秀云见证了年广九在创业初期的起起落落，但在1980年前后，要不要把生意做大的分歧让这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最终劳燕分飞。年广九说：“离婚后，家中所有的财产都归她，我只要了稻箩等几件用来炒瓜子的工具。”

用现在的话说，年广九当时是“净身出户”。他什么都没要，只留下了用来炒瓜子的“炉铲”。身无分文的年广九去了扬州——讨饭。出乎人意料的是，他不仅瓜子炒得好，讨饭也讨得很好。几个月下来，他居然存了几千元。回到芜湖，年广九又东山再起。

1989年，50岁的年广九与23岁的彭晓红结婚生子，不久因流氓罪身陷牢狱，在他被羁押的那段时间里，所有家当全被查封，年广九在狱中把“傻子”瓜子商标、专利授权给彭晓红，彭晓红因此而一举成为商界新秀。但后来年广九与彭晓红还是分道扬镳。当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年广九又禁止其打着自己招牌卖瓜子，两人矛盾一度升级。

年广九同他的第三任妻子李爱华算是好聚好散。在年广九困难时刻，李爱华自己出资并替年广九融资，有力地帮扶了年广九一把，但是，由于年氏家族内部有很多牵扯不清的“官司”，很多矛盾是非都聚焦在她的身上，李爱华后来与年广九离婚。

当在前三次婚姻中饱尝不快的年广九认识比他小30岁的陈慧芳时，年氏家族内部的瓜子竞争更是激烈，在此情况下，陈慧芳只身一人到河南开辟市场，很快开了60多家店面。1998年底，陈慧芳突然身患重病。此时正在河南的年广九连忙联系上一家郑州的大医院，情况很危急，“当时要家属签字，我就签了字。这是缘分！”获救后的陈慧芳成为年广九的妻子。2000年，陈慧芳为年广九生下了他的第四个儿子年龙。

老来得子的年广久在一年之后宣布，将自己的商标权以一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并退出江湖，但是二儿子年强却很快出来反对。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莫衷一是，官司如期而至，年强和年金宝最终对簿公堂，官司一直持续到年金宝死亡。

如今，80多岁的年广久依然老当益壮，和第四任妻子住在芜湖的傻子瓜子总店，每天操持生意，平平淡淡。在2018年全国工商联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优秀民营企业家表彰大会上，年广久和任正非、马云、马化腾、许家印一起出席。在大会上，年广久动情地说：小平同志三起三落，也三次保护了我，没有伟人，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