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舆情反转现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本文基于2020年反转舆情案例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复盘剖析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反转的深层原因和发生机制，特别对舆情发生、反转和澄清各阶段的特点进行研究，并由此提出“政府、平台、媒体以及网民多方参与、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的网络舆情治理策略，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

　　反转舆情的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反转舆情”的概念尚无统一的定论。与之相关的概念有“反转新闻”“逆转新闻”。黄楚新、王丹定义该类新闻为：“媒体对于同一件新闻事件的报道，随着后期媒体不断地深入挖掘，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往相反方向转变，受众的立场也随之发生两极化转变的新闻传播现象”。陆雪莉提出“反转新闻”即报道在传播中出现真假转换，舆论也经历颠转的变化。综合来看，多数学者认为“反转/逆转新闻”必须包括新闻事件本身的反转和继而引起的受众态度反转两个要素。在本研究中，笔者使用“反转舆情”而不是“反转新闻”或者“虚假新闻”，是因为反转舆情包括且不止于虚假新闻事件本身，它的核心更侧重于整个舆情事件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受众态度”的反转与平息。

　　新闻事件本身的反转在实践层面也有不同的表现：一种是新闻事实完全捏造，在有了新的事实信息后导致舆情反转;二是新闻本身没有虚假成分，但不全面客观，在增加了新的审视角度或者重要信息后，公众的观点产生了改变，进而导致舆情反转。

　　反转舆情的发展主要经历四个阶段：首发阶段、发酵阶段、反转阶段与平息阶段。通过分析统计反转舆情案例可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随着新闻事实澄清与真相解构，反转平息的过程，多是由警方辟谣、官方纠偏构成;第二类是从事件本身看，可能当事人自己主动散布虚假信息，操控网军，直至被迫挖出真相。

　　2020年反转舆情概况

　　本次研究委托专业舆情公司——擎盾公司通过专业手段进行了数据抓取，选取2020年引发舆论热议的16例舆情反转事件作为样本，从首发媒体、传播平台、网络水军与意见领袖、热点议题、反转方式、政府角色与主流媒体态度等多方面对传播规律进行分析。

　　首发媒体。反转舆情具有动态发展与周期性的特点，在不同阶段随着新闻状态的不同呈现出从暗流期到沸点期，再从波动期发展到平息期。导致反转舆情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暗流期的新闻首发出现了问题。本研究将着重关注反转舆情的首发情况，如发布渠道、首发失实情况等。目前学界大多把媒体分为自媒体和大众媒体。自媒体概念源于美国，指利用电子科技手段，将信息传达给不特定人群的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的媒介。大众媒体即大众传播媒体，是指拥有大量的受众，受某个机构(报社、电台等)的控制，采用某种技术手段(印刷、广播、放映等)复制和传播信息的媒介。

　　从表1可见，2020年反转舆情首发在自媒体上的数量是10起，首发在大众媒体的数量是6起。

　　根据对2013—2019年国内反转新闻首发媒体的统计，大众媒体与自媒体两者占比基本持平，这种情况在2020年发生了变化。据2020年反转舆情首发媒体统计，自媒体占比约62%，高于大众媒体的38%。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自2019年起，融媒体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5G加强网络部署与设备建设推进，短视频平台积极开拓下沉市场，成为互联网发展新风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使用手机上网的人数比例达99.7%，由此可推断自媒体的使用者、关注者增多。第二，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的出行不便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应用创新，在促使网民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增强了公众通过移动网络接收信息的主动性，也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与难度。每个人都能够第一时间发布和接收信息，自媒体成为传播的一大主体。第三，传媒监管负责单位加大了对问题突出的大众媒体的查处力度，坚决整治涉新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净化了大众新闻舆论环境。因此，2020年的反转舆情首发更多源自自媒体，并引发公众广泛议论。

　　从表2可见2020年16篇反转舆情中有14例新闻存在严重失实情况，8例报道失实原因是当事人故意隐瞒，比如，鲍毓明“性侵养女”事件中，女主人公韩婷婷存在年龄故意改小造假问题，“广州教师刘某体罚学生致吐血事件”的小学生家长即发帖人涉嫌捏造事实，并雇请人员进行网络炒作。上述调查也说明，首发失实是造成舆情反转的重要原因。

　　发酵平台。根据笔者统计，16起反转舆情事件的发酵平台都是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自媒体平台。自媒体平台具有交互性强、平台门槛低、新闻实效性强、新闻把关人机制作用有限的特性，在传播过程中，受众能够即时对事件发表意见并表达态度，助力公共事件的进一步传播与情绪蔓延。同时，自媒体平台日益圈层化、垂直化，能够将新闻传播给不同群体用户，触及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以文字、图片、视频为传播载体的方式也满足了受众各自的阅读偏好，推动舆情进入大众视野。

　　网络水军与意见领袖。在反转舆情的发酵过程中，网络水军与意见领袖的参与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水军常与网络暴力、虚假信息、造谣传谣等相关联，滥用会破坏网络舆论秩序。而在网民情绪裹挟下，一方面，意见领袖的作用被弱化，另一方面，意见领袖通过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带偏、误导舆论，加剧了群体撕裂。

　　热点议题。反转舆情的议题往往具有较强的话题性，能够与公众的特定情绪相契合。对现实生活长期的压抑和不满情绪奠定了心理基础，而反转舆情利用敏感身份和特定情景剥离事实，从而引发对立效果，引起舆论爆发。目前，热点议题以社会、法治、教育类新闻为主，多表现为官民矛盾、师生矛盾等。例如，2020年5月，网络上“取缔市场所有房产中介，以官方平台取代并将收取服务费”事件和苟晶举报事件则是法治和教育类新闻。

　　报道方式呈现刻板印象。新闻中的刻板印象是记者对报道事实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忽略个体差异，从而使报道标签化，内容出现偏差。当前不少媒体遵循“流量为王”，为了获取高阅读量以及快速抢占市场，在未查清事情全貌的前提下以偏概全，通过刻板印象的报道引发舆论讨论，导致了舆论频频反转。常见报道中的刻板印象包括不文明旅游行为、动物保护等。例如，2020年8月31日，一段“喂动物吃口罩”的视频冲上微博热搜。在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中，一只马鹿将头伸进一辆小轿车中，随后叼出一个蓝色口罩并咀嚼起来。两名工作人员及时赶到，从动物口中拿出了口罩。网友配文说明该游客未按规定投喂导致出现危险情况，由此引发不少网友的愤怒。后经警方和动物园人员调查发现，视频仅截取一部分，事实是马鹿将头伸进车窗内将口罩叼出，并非游客有意投喂。

　　反转方式。反转方式在舆情反转中处于关键地位，根据舆情反转主导方的不同，反转方式可分为以下四类。在表1的反转舆情案例中，政府或职能部门介入澄清式反转共7例，媒体主导生产式反转共5例，公众参与互助式反转与当事方披露真相式反转各2例。

　　一是政府或职能部门介入澄清式反转。这类反转方式一般经由政府或职能部门组织调查小组，进行事实查明。例如，2020年7月5日，浙江报案人许国利称爱人半夜失踪，引发网友广泛讨论。后专案组案件侦办取得重大突破，失踪女子已遇害，其丈夫许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2020年，政府或职能部门介入澄清式反转数量增加，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游客喂动物吃口罩事件”从曝出到大兴公安通报真相仅历时2天，广州教师刘某体罚学生致吐血事件从5月30日曝出到广州白云警方官方微博5月31日凌晨通报，仅仅24小时，展现了政府部门越来越快的反应速度。

　　二是媒体主导生产式反转。这类反转方式一般是媒体借助专业的采访团队、成熟的运营机制对事情真相进行抽丝剥茧的调查。例如，2020年12月8日，广东东莞网约车司机艾先生连闯三个红灯将突发疾病的婴儿乘客送医，为此他面临驾照被扣18分并吊销的处罚。交警表示撤销处罚需提供相关的医院证明，网传聊天截图显示，婴儿家属拒绝作证，称闯红灯跟他没关系，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后央视新闻从医院处了解到此事系乌龙，是因为护士给错电话所致，拒绝作证的并非患儿家属一家。目前，真实的乘客和司机已见面沟通，确认了此事是误会，对艾先生表示歉意和感谢。

　　三是公众参与互助式反转。在反转舆情愈演愈烈的2020年，公众日益成熟理性，不少网民借助专业知识参与公共讨论。例如，2020年11月初，一名消费者质疑网红主播辛巴直播售卖的燕窝存在质量问题。辛巴拒不承认，舆情出现反转。11月19日，“职业打假人”王海提供了检测报告，显示辛巴直播间所售燕窝“唾液酸”含量仅有0.014克，并推断该款产品的每份工业成本不超过1元。在舆论的压力下，11月27日，辛巴发布致歉信，表示团队未能甄别出产品信息存在夸大宣传的内容，确有疏漏，并决定担责。

　　四是当事方披露真相式反转。这类反转方式一般是当事方由于舆论发酵主动披露事件真相。例如，2020年6月29日，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信息显示，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下称“腾讯”)诉被告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老干妈”)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广东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查封、冻结被告名下价值1624.06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等值的其他财产。当日晚间，老干妈通过其官方微信发布正式声明称，公司从未与腾讯公司或授权他人与腾讯公司就“老干妈”品牌签署《联合市场推广合作协议》，且从未与腾讯公司进行过任何商业合作。7月1日，贵阳市公安局双龙分局发布通报称，经初步查明，系犯罪嫌疑人曹某、刘某利、郑某君伪造老干妈公司印章，冒充该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与腾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腾讯公司在推广活动中配套赠送的网络游戏礼包码，之后通过互联网倒卖非法获取经济利益。最终腾讯与老干妈握手言和，厘清误解。

　　关于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建议

　　笔者提出“政府、平台、媒体以及网民多方参与、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的网络舆情治理策略，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

　　政府角度。政府应当从监管层面、新闻报道与舆论层面加强引导。在监管层面上，应当健全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将管理触角延伸到网络媒体及平台上，使得各种类型的信息传播都能够有法可依，从源头上对虚假新闻进行约束，减少反转舆情的产生。在新闻报道层面上，应当建立相应的追责制度，当网络媒体或者平台发布的不实信息造成较大影响时，需要对其进行追责。在舆情治理层面上，政府应当提前介入舆情管理，建立舆情监测系统，梳理潜在风险点，形成预案，提高舆情态势感知能力，加强对舆论的引导能力，在关注度高的新闻中主动发声，及时澄清真相，把握舆论主动性。补齐制度短板，平衡各方利益，切实把握社会矛盾的焦点和问题，从源头平衡社会情感。

　　平台角度。一是提高准入门槛。作为反转舆情发酵的起点，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微博、短视频、新闻客户端等网络平台应意识到自身反转舆情发源地的地位，主动承担起遏制反转舆情产生的责任。在媒体网络身份认证方面，应当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比如，媒体单位认证应当有线下实体办公地址与相应资质证明等，媒体从业人员个人认证应该具有一定新闻相关教育背景，同时必须通过线上职业道德测试。

　　二是保持谨慎态度。作为信息交流的媒介平台，网络上不可避免有高关注度的敏感新闻产生，并逐渐引发舆论浪潮。对于此类情绪感染迅速、传播力巨大的新闻，平台工作者应当保持清醒认识与中立谨慎态度，可以以官方身份设置在新闻发布源头提醒公众保持冷静，并在真相报道后进行引导，比如，微博平台的官方“蓝贴条”提醒。为了暂时的流量红利对反转新闻推波助澜，在真相揭露后最终损害的还是平台自身的公信力与形象。

　　三是加强审核力度。新闻报道出现偏差和反转舆情的产生不可避免，这就对平台的审核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平台应当加强对发布内容的审核力度，减少“标题党”“审丑文化”等低俗内容的发布与推广。在事实真相不明晰时，减少对具有争议性与情绪煽动性的新闻内容引流。对于让平台自身产生负面影响的反转舆情，平台可以根据影响程度采取禁言、销号等方式进行惩戒，从而让媒体工作者产生敬畏，维护平台公信力。

　　媒体角度。一是坚守新闻志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增强了媒体行业间的竞争，但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承担起社会责任。2016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谈及新闻舆论工作，并对新闻工作者提出4点希望：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新闻志向，坚持正确工作取向。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坚守新闻志向是新时代党和人民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新闻工作者应当主动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追求报道的真实、客观与公正，摒弃浮躁心态，不为一时的关注度降低对内容的要求，从源头较少反转舆情的产生。

　　二是加强责任意识。新闻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载体，将对大众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绝不能以普通文化商品的眼光看待。当媒体部门采用市场经济逻辑来理解新闻时，目的在吸引流量的反转舆情就会泛滥开来。因此，媒体部门应当加强自身责任意识，认清身负全民价值观引导的重任，对媒体从业者开展新闻志向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积极引导部门内部新闻价值观建设，强调新闻自律。报道应当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引导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传播正能量。

　　三是强化把关意识。从源头把控反转舆情的产生，除了遏制反转新闻的写作，在新闻进入公众视野前加强对稿件的把关也是一项重要措施。各大媒体的编辑应当保持质疑精神，加强对稿件内容真实性的审核与对细节的求证，避免主观偏向、言辞偏激、内容低俗的新闻报道流出，从而树立品牌威信与影响力。自媒体从业者应当主动遵守网络信息传播规范，为传播行为负责，积极考证发布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与全面性。

　　公众角度。公众作为反转舆情信息的传播方与接收方，是反转舆情的主要参与方。公众应当提高网络素养与理性思维，加强对新闻信息的甄别能力。正所谓，流言止于智者，当面对敏感话题时应当主动发表理智言论，避免偏激舆论一边倒。此外，公众应当保持良好素质，不肆意发表攻击性言论，积极传播正能量内容，对网络言行负责。（作者狄多华系中央网信办互联网舆情中心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朱昱熹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干部）

　　（责编：霍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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