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15年后，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医生张宁和他的9名大学同班同学，相聚在同一座城市，同一片“战场”。

　　15年前，他们从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毕业，如今都已成为优秀的医生。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5名同学分别从西安、成都、长春、南京、乌鲁木齐等地赶来，和毕业后在武汉工作的5名同学“战斗”在一起，承担感控、重症、耗材、急诊等工作。

　　武汉的同学有些挺不住了

　　疫情的突袭，一开始让医护人员有些措手不及。

　　急诊室首当其冲。早期，不寻常的发热症状已经在武汉的急诊圈传开。张宁的同学方庆是武昌区一家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1月2日，他所在的医院就加派人手到发热门诊，并开始对医护人员开展相关培训。

　　1月25日，在收到武汉市第七医院的求助函后，方庆带着7位医生、15名护士，支援该院一个收治了48名病人的病区。除了一位重症科医生和一位呼吸科医生，其他5位支援医生都是内科和外科医生，其中心内科医生石金虎也是张宁和方庆的大学同学。

　　方庆是病区主任，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无序的医疗流程。病情最凶险时，病区里的7名危重病人要同时上插管、呼吸机。可是设备不够，氧气也不够。“突然增多的重症病人一下子把医院搞瘫痪了。”方庆回忆道。

　　出发前，毕业后一直在长春工作的刘野向同学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武汉的医护人员快挺不住了。

　　从西安来支援的同学许朝晖长期在感染控制科工作，他担心许多普通医院病区不符合传染病“三区两通道”的要求。他支援的武昌医院就困难重重。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在清洁区可以摘掉口罩，吃东西喝水，但武昌医院原有的通道和缓冲间离得太近。脱衣间只有三四平方米，如果出来的医生多，有的脱到最后一件了，有的刚开始脱，就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武昌医院花了两天时间重新划分黄区（缓冲区）和红区（隔离区）。但这家医院的问题不只是在结构上，该院院长刘智明的感染对医护人员的士气打击也很大。“来支援的大夫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先顶上去，让这家医院的同行们缓一缓。”许朝晖说。

　　 开始阶段，感觉多年的技术在疫情面前好像施展不开

　　刘野是一名重症科医生，他主管的病人老李在刘野驰援的医院里第一个用上人工肺（ECMO）。

　　ECMO原本主要用于心脏移植的病人维持生命体征，使用一次ECMO的成本就达几十万元。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最后会出现心肺功能衰竭的症状，因此ECMO被用来支持重症患者抢救。

　　上ECMO的第二天，老李的指标还都很好。后来，虽然血氧提上去了，心脏却一直不行，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老李在重症病房待了13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医生相信他可以活下去，甚至还畅想老李转去普通病房、最后出院的场景。“他用了八九天慢慢好起来，离去的过程却那么快。”刘野十分难过。

　　医生之间偶尔交流这些无奈。“白班看着这个患者还跟我打招呼，第二天夜班接班时，人就不在了。”“防护服还没脱完，病人的心跳就停了，没有任何征兆。”

　　在一般的病程中，病人病重后会经历昏迷，心脏、血压指标恶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新冠肺炎患者从情况不好到抢救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

　　开始那个阶段，看着接手的病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刘野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的医术在新冠肺炎面前好像施展不开。

　　“只有见证了一个病人从生到死，才会深刻理解这个病凶险在哪，抢救点在哪，要在什么时间提前做哪些应对，知道什么时候病人状态开始往下滑，需要伸手拉他一把。”刘野说。

　　医生在送给病人的生日贺卡上写着“保平安，庆余年”

　　除了救命，医生也要关照病人的心理。

　　长期居住在武汉的同学告诉前来支援的老同学，当地人有个特点——轴。一位50多岁的阿姨让刘野感受到了这种“轴”。

　　她是刘野收治的第一批患者之一。刚见面时，她甩给医生一连串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能见家人？我的病什么时候能好？你们这是什么医院？你们能给我用什么药？

　　刘野告诉这位阿姨，前来支援的每一位医生在当地都能独当一面，有的平时都一号难求，让她不用担心。“您前面的治疗已经挺好的了，后续咱们就按部就班地治就行。九十九步都过来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刘野解释了半天才让阿姨打消顾虑。

　　医生首先要给病人信心。方庆说，之前的任务多是救命，现在既要提高治愈率，又要关注病人情绪。

　　不久前，武汉市第七医院方庆负责的病区里，48位病人收到了一份暖心早餐：护士亲手熬制的小米粥。

　　原来，病毒感染会引起口腔继发性感染，很多病人患上口角炎、唇炎、溃疡、口角疱疹，到了病程中期，吃不下盒饭，喉咙也痛。

　　该病区患者大多是老人，平均年龄65岁。“你想，发烧的时候喝口热粥该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可是如果在医院食堂里煮，送到病人手里都凉了，而且当时后勤力量确实不足。方庆跟护士长提议，在病房里煮些小米粥，让他们随时都能喝到。就这样，热乎乎的粥送到了病人嘴边。

　　该病区还有5对六七十岁的老夫妻。情人节那天，方庆想了点子，给老爷子准备了鲜花，让他们送给老婆。平时很少表达爱意的老人也玩了一把浪漫。有位老爷子录了视频说：“老婆，等我出院了，我一定带你去欧洲，或者从上海坐轮船去日本看樱花。”

　　“隔离病房隔绝的是病毒，不隔绝爱。”该病区里有两名病人是同一天生日，医护人员纷纷送贺卡、画画、写诗。方庆在贺卡上写了一句：保平安，庆余年。

　　对重症病人来说，插管、上呼吸机、进入ICU是一段恐怖的记忆，如果病人的心理不够强大，即便出院，也会在心里留下很大创伤。方庆说，我们想让病房变得不那么沉闷，灾难是一时的，但人还要活一辈子。

　　一个不少地安全回去

　　从老家回到单位，再到支援武汉，不到24个小时，许朝晖辗转三地。

　　1月24日凌晨3点多，许朝晖接到单位电话，武汉需要支援。那时，他还在安徽庐江县老家。5个月前，他的父亲做了食管癌切除手术，他打算今年陪父母在家过年。

　　挂断电话，许朝晖立即订了当天合肥飞往西安的机票。另一头，妻子已经在西安给他准备好了行囊，开车到机场等他。

　　1月24日中午11点多飞抵西安，没来得及回家看两个孩子，许朝晖就背起行囊赶往单位。

　　晚上11点58分，医疗队准时到达武汉。

　　作为最早一批支援武汉的部队医生，许朝晖记得“打胜仗，零感染”是出发前领导的要求，不仅要完成救治任务，医护人员也必须一个不少地带回去。许朝晖负责后半部分。

　　到武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武昌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个人防护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流程走，这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还是对团队负责任。过不了关，坚决不能上岗。防护服使用不规范，就反复练习穿脱。

　　在武汉当地一家医院工作的龚玖瑜听说老同学许朝晖来了，便主动联系他，怕许朝晖吃得不习惯，还给他点外卖，送去几盒酸奶、泡面。

　　而他们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医疗物资。刚到武昌医院时，遮挡喷溅的防护面屏没有了，他们就采购了一批3毫米左右的透明软塑料桌布，裁成小块，自制面屏。

　　在刘野到达援助医院的同一天，许朝晖也结束了武昌医院的改造培训工作。他的工作是指导这家医院的施工改造，确保每个细节安全合理：哪些水龙头需要非接触，传递仓的负压怎么做，哪个角度安装紫外线消毒灯最精准，产生的医疗废物如何处理等。

　　许朝晖要特别注意医护人员疲劳至极“智商掉线”的时候，备好紧急处理箱和详细的操作图示，一有需要，保证第一时间找到应急工具和方法。正因有了感控人员的严格把关，才让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生有底气说出“只要做好了三级防护就不怕”。

　　彼时，负责重症、感控、物资的医生同学虽然可能就在一家医院，但谁也不知道对方在哪。直到2月中旬，刘野在领物资时，意外撞见了15年没见的老同学金鑫。原来，几乎在刘野到达的同时，金鑫也跟随近170人的医疗队从南京赶来，他负责受援助医院的医疗后勤保障。

　　刚来的第一周，金鑫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需要的物资，时常在深夜一两点送达，得立刻卸车，装进库房。受援助医院有1000张床位，每天大约有30箱防护服运来，一箱50件，再加上口罩，上万件的物资在这里被快速消化。

　　吃着肉夹馍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一起去帮“热干面”

　　没有人主动说自己来了武汉。比如许朝晖，直到有同学看见海报上的照片才知道他来了。一些受援助医院开放医护人员信息时，大家的秘而不宣才被打破。大家一搜罗才发现，2000级二大队已有10个人在武汉了。

　　最让龚玖瑜意外的是，自己远在乌鲁木齐的闺蜜也来了。大学时，两人是亲密无间的室友。龚玖瑜说，武汉与乌鲁木齐两地甚至还有时差，真感谢他们千里迢迢来加入战“疫”。

　　在武汉本地的张宁为自己的同学骄傲。毕业后，他好几次邀请同学来家乡玩，但大家工作忙得连轴转，一直也没人来。这次大家纷纷请战，他们说：“吃着肉夹馍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一起去帮‘热干面’。”（空军军医大学位于西安——编者注）

　　他们上学时所在的二大队曾经是光荣的张华大队。1982年，24岁的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因救助老人溺粪牺牲，这在当时掀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大学生舍命救老农民，值不值？

　　张宁说，这件事对那时的青年影响非常大。2000级二大队的学生入学第一课就是有关张华的教育课：危难的时候，要挺身而上。

　　几乎每一届的二大队都有荣誉傍身，包括后来的华山抢险。龚玖瑜记得，“他们手拉着手站在悬崖边，挡着从上面滚落下来的群众。那时如果有一个人松手，大家就都垮了。”

　　二大队5年一届，上一届毕业的学生给下一届刚入学的学生当班长，言传身教，如接力棒般将荣誉用行动传承下来。但模范不仅是称号，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这个集体被更加严格地要求，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5年下来，他们在一起吃过苦、受过训的经历中结下更加深厚的情谊。

　　一位超声科的同学1月底也来到武汉一线。此前，他已被批准今年3月从部队转业，自主择业。但现在，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来了。在他们心里，这是致敬前辈的时刻。

　　毕业15年后，这些昔日学子已经成为优秀的医生，有的已是科室主任，有的当上了高校博导，有的参与了汶川地震救援，有的参与过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接到疫情任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职责所在”“我们不上谁上”“我们顶得上去”。

　　在同学微信群里，大家讨论的除了疫情还是疫情。他们分享最新的资料和数据，互相提供专业经验。大家一起讨论新药研发试验情况。临床一线的人没时间查资料，后方的同学就主动帮着找文献。“不只是我们的同学群，全国的医生同学群可能都是这样。”刘野说。

　　2月21日，刘野在战“疫”一线度过了一个特别的38岁生日。这一天，也是他入党宣誓的日子。

　　党员在他心目中是“高大上”的。毕业后，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些差距。从长春出发前，刘野交给医务处主任一份入党申请书。

　　两年前的春天，刘野曾登上蛇山山顶，站在黄鹤楼眺望远处的长江大桥，看着江水奔流不息。再来武汉，却如赴战场。决心书上，刘野写了16个字：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兵锋所指，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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